地方债务形成原因分析
一、缘起——分税制
一切都缘起于朱相在 90 年代初推行的“分税制”改革。在分税制改革前，地方和中央的财税分配采取的是“大包干”，也就是中央就某省每年上缴多少税收定一个数额，缴足这个数额后，剩下的财税收入都归地方，多挣多得，少挣少得（顺便说一句，朱相主政魔都的时候，就是“大包干”的支持者和推动者）。这种政策的好处是充分调动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但问题就来了(1)大包干之后，各省贫富不均，东南沿海富得流油，内陆地区穷的揭不开锅。（2）中央对地方经济控制力被削弱，中央财政当时穷的到要向富裕省份借钱，（脑补下当时的中央领导追在地方大员后面，喊着，亲～给点钱吧），各项经济政策更是落实不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已经是副总理的朱相坐不住了，开始推进“分税制”改革(屁股决定脑袋啊)，当时的分配方案是这样的——
中央将税源稳定、税基广、易征收的税种大部分上划，消费税、关税划为中央固定收入，企业所得税按纳税人隶属关系分别划归中央和地方；增值税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按 75∶25 的比例分成 。
这样做的效果立杆见影，根据财经作家吴晓波《激荡三十年》叙述——在这项制度执行的第一年——1994 年，中央的财政收入比上一年就猛增 200%，占全国财政总收入比例由上年的 22%急升至 56%，但财政支出占全国总支出比例比上年只增加 2 个百分点。
在此之后，中央财政收入稳稳的占到全国财政总收入的 50%，从此中央不缺钱了，对经济的控制力加强了，但地方财政的苦日子来了。
二、活要干，钱没有 地方财政的悲惨生活
分税制之后，地方财权上缴了，但悲惨的是，地方的事权却没有上移。通俗的讲，就是活必须干（完不成打屁股哦），钱没有。
特别是中央政府，将公共服务部分的大部分支出转嫁到了县以及县以下的政府头上，以 2004 年为例，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约为 45%，但财政支出却 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约 72%。在教育事业费上，中央财政支出 219.64 亿元，而地方财政支出 3146.30 亿元，是中央的 14 倍多；社会保障补助方面， 地方财政支出是中央的近 7 倍；支农支出是中央的 10 倍。
更重要的是，地方基础建设——建桥、修路、引进人才、建医院、学校、引入科研机构高校、建开发区招商、都是需要地方政府出钱的，没有这些，招商引资进不来，GDP 起不来，政绩就更无从谈起了。
没钱怎么办？一种办法是向中央要，也就是所谓的“跑部钱进”。但不是所有的地方政府都要得到钱的，尤其是县一级政府。那就只能用另外一种办法了，借钱花。
但问题是，按照规定，地方政府，是不能发行公债，也不能直接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借钱的。于是，政府的白手套——地方性融资平台就孕育而生。
三、地方性融资平台——政府的白手套
虽然地方政府不能像金融机构直接融资，但是如果是地方政府下属企业融资呢？这就可以了吧！于是地方政府就成立了一系列投资公司，进行融资。
其中做的最彻底的，搞得最大的是重庆市长黄奇帆。当时重庆一口气成立了 8 家省级地方性融资平台，俗称重庆八大投，他们分别是——
重庆市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重庆市高等级公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重庆市建设投资公司、重庆市水利投资有限公司、重庆市开发投资有限公司、重庆市水务集团、重庆市地产集团。
从这八家公司的名字上来看，你就会发现，他们都和土地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有关。他们的运作模式也是比较明确的。
第一步：政府成立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将土地，高速公路，水务等国有资产的收益权注入公司。
第二步：平台公司以土地、路桥等国有资产作为抵押物，向金融机构（银行、信托）融资。
第三步：平台公司（政府的马甲），利用融资获得的资金，对国有资产（土地、自来水）等进行开发，以获得国有资产的增值。（举个栗子，你把一块农村宅基地进行拆迁，拆迁后卖给加价房地产开发商，就获得了收益）
第四步：政府（平台公司）、金融机构共享收益。
到此为止，似乎一切都很美好，政府即获得了收益，又促进的经济发展。金融机构的投资获得了回报，老百姓享受到了更好的公共设施。政府有了钱还会改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这似乎这是多赢的局面。**但是现实，恐怕没有理论上那么美好。\
四、当政府变成公司，问题也来了
其实目前地方财政的运作方式，一言以蔽之，就是把政府当做公司来经营。但如果从公司运作的角度来看，地方政府的运作方式似乎不怎么科学啊。
（1）黑箱操作，运行不透明。 这些平台的收入和支出严格意义上来说是政府下属的独立法人的资金，因此不列入政府财政预算，不需要向人大报告。这就意味着，虽然名义上这些平台属于全民所有，但民众监督基本没有，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政府内部的审计都比较宽松。但作为企业，这些公司大多数还未上市，信息披露机制基本没有。简而言之，这些平台公司的运作处于“三不管”地带。
（2）是独立法人却不真正独立。 这些平台公司虽然在法律上属于独立法人，但这些公司的法人代表由政府任命，投资方向，资金流向都受地方党政机关指挥，政企不分，很难杜绝长官意志。 这些平台很多变成了地方政府的提款机。从平台抽取、挪用资金很难受到控制。
（3）往往不以盈利为目的，只求把盘子做大。 地方政府的考核体系中，GDP 增长的比重很大，而在拉动 GDP 的三驾马车——外贸、投资、消费中，外贸受世界经济大环境影响大，最近处于不景气状态，消费一直受制于百姓收入增长慢，所以投资就成为了拉动地方 GDP 的最主要手段，而投资依赖于基础设施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抑制住地方长官盲目投资的冲动。不管能不能盈利，先投资了再说，不管将来能不能还得起，先投下去再说。结果导致很多项目都属于长官意志的产物，产生了极大的浪费。最典型的就是飞机场的建设，近年来，很多本来根本没有经济需求的地方由于地方长官好大喜功，开始了机场建设大跃进。但造完的机场大多数陷入了亏损，平均每个机场每年要亏损 2000 万。国内机场盈亏调查：中西部地区机场七成亏损更加严重的问题是，有些地方长官任期只有几年，一代调任，就把还贷的压力留给了后任。而后任长官面对已经债台高筑的情况以及政绩考核的压力，会进一步扩大融资，使得负债进一步推高。
（4）对土地严重依赖。 前面说过，地方经济增长严重依赖投资，投资中固定资产投资又比较多，固定资产投资中房地产投资又是大头。当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的时候，地方政府受益颇丰，而如今房地产市场遇冷，土地卖不出去了，这些地方性融资平台乃至的日子也就难过了。
以宁波市为例: 宁波政府负债 1732 亿 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这个数字什么概念？每天连本带息需要还的资金就要 1.28 亿。而且还债基本靠卖地。
《审计结果》披露的数据显示，宁波市政府的债务偿还高度依赖土地收入，“截至 2012 年底，宁波各级政府承诺以土地出让收入偿还的债务余额为 874.95 亿元，而当时宁波市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余额为 1455.80 亿元”，因此，宁波市政府债务偿还对于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程度为 60.10%。\
不 好的消息是，在房价跳水、库存高企、资金链紧绷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房地产开发商放慢了拿地的步伐。统计数据显示，2014 年第一季度，宁波市一共成交 了 54 幅土地，成交土地面积 180.07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了 17.16%；土地出让收入为 68.42 亿元，相比 2013 年第一季度 125 亿元的土地出让 收入，同比下降了 45.26%。
有句话说的好“当退潮的时候，才知道谁在裸泳”。把地方政府当作公司运营，能盈利时固然大家得利，但一旦退潮，经济就鸭梨山大了。
关于地方政府破产
首先，在没有战争等突发需要对外用钱的事情的情况下，考虑到集权体制的控制能力和动员能力，再加上这些年确实也进行了一些基础设施建设，举债的钱一部分确实转化成了实实在在的资产，因此中央与地方政府总资产肯定是超过他们的总负债的。解铃还须系铃人，如果地方政府资不抵债，必然首先想到让中央政府兜底。
其次，在破产危机萌芽之时，政府及其智囊肯定会设法防微杜渐的。国外有过许多地方政府破产的例子。最近的譬如底特律，其最显著表现就是政府管理完全陷于瘫痪，而在那之前底特律的经济支柱早就开始萎缩了，人口也大量逃离。在这些迹象刚刚开始显现时，政治博弈和经济转型恐怕就已经在进行之中了，只不过底特律工会势力太大，美国又是一个崇尚自由迁徙的国度，才错过了转型良机。成功的例子譬如德国的鲁尔区，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开始着手，目前已从重工业基地成功转型为高新技术和文化产业重镇，在该国依然保持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总之，地方政府即使破产，也会是一个长期挣扎的过程。
对老百姓的影响
其实即使地方政府没破产，中国地方政府的社会管理也不怎么样，只不过因为人口压力没有大城市大，所以平时还能忍罢了。实在要假想一下地方政府破产的影响，可以参考每年春运买不到回家的票时叫天天不应的感觉。
不过不破不立，要是社会自治团体因此起来，承担了一部分被政府大包大揽的事务，对老百姓来说未尝不是新的希望。